江苏省南京市经委


关于批转《南京市污染企业（项目）搬迁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经委


市政府同意市经委等部门拟订的《南京市污染企业（项目）搬迁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希遵照执行。
搞好污染企业的逐步搬迁，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我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实施难度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相互配合，认真落实有关政策规定，共同做好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

南京市污染企业（项目）搬迁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污染严重，就地治理困难的企业，必须有计划地搬迁。为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结合本市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成立污染企业搬迁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为领导小组组长，市计委、经委、建委、环保、财政、税务、规划、土地、房产、劳动、市政公用局、南京供电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南京分行等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审定污染搬迁项目，确定有关
税费的减、缓、免，落实优惠政策，协调搬迁中的有关问题，检查、验收工程进度。污染企业搬迁的日常工作，由市经委会同市环保局办理。
第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污染企业搬迁作为技术改造或基建项目安排。搬迁到新址的建筑面积原则上应控制在原址建筑面积的130％以内，超过部分不再享受污染企业搬迁的政策，如有特殊困难的，可酌情照顾。搬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合理布局，并结合技术改造调整工艺，严
格按安全、环保“三同时”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污染企业（项目）搬迁的审批、管理程序：
（一）污染企业的搬迁由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市污染企业搬迁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列入市搬迁计划；
（二）污染企业根据市的搬迁计划编制《污染搬迁技改（基建）项目建议书》，上报主管局（公司、集团）初审后，再报市污染企业搬迁领导小组审定。经研究确定后，根据项目性质，由市计委、经委会同市环保局办理立项手续；
（三）搬迁项目立项后，搬迁企业应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建设手续。其管理按技改（或基建）项目管理程序进行。搬迁工作由主管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污染企业（项目）搬迁建设新厂房（项目）所需资金可以从下列渠道解决：
（一）自有资金（含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生产发展基金，治理“三废”综合利用产品留利资金及上级部门拨给的更新改造资金）；
（二）企业上缴排污费中可返还的资金；
（三）企业原厂址、厂房的补偿费；
（四）企业在停产搬迁过程中发生的搬迁费用可列入企业的“营业外支出”；
（五）自筹资金不足部门，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含环保贷款）。
第六条 污染企业（项目）搬迁的优惠政策：
（一）贷款：
1、搬迁项目经批准后，需申请贷款的企业可凭批准文件、《污染企业搬迁经费预算表》，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2、对使用贷款进行搬迁的企业，贷款可从企业利润中税前归还，个别还款确有困难的，经市搬迁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可延长归还期。集体企业申请的贷款，如企业按规定纳税有困难，经税务部门批准，可给予适当减免税收，用于还款；
3、对超过搬迁或还款期限的企业，用税后利润归还贷款；确因客观原因误期，且符合税前还贷的，可上报财政、税务部门审查批准，按规定用税前利润归还贷款。
（二）优惠政策：
1、搬迁企业原则上应边生产边建设，待新厂房建成后再停产搬迁。搬迁企业应按规定纳税，确有困难可按税收管理权限的规定经税务部门批准，给予适当的减缓免税照顾。企业搬迁期间停止上交主管部门的税后留利和折旧基金；
2、实行“工效挂钩”的搬迁企业，在搬迁期间和新厂房建成一年内，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对按计划完成搬迁任务并还清贷款，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可在“工资总额包干”的基础上，上浮一定比例。具体办法按市劳动、税务、财政局有关规定执行；
3、搬迁企业迁建工程中应享受优惠政策的建筑面积可免缴城市基础设施费、耕地占有税（市及县区征收部分）、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商业网点费、粮油增销减购差价款、新材料开发费；
4、搬迁企业迁到新址后原计划使用的水、电、气指标可以继续使用，超过原容量部分的自来水增容费、煤气集资费、电力增容集资费按有关规定交纳，确有困难的，可酌情减免。
第七条 污染搬迁企业的原址（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房产的产权属企业的部分），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以及市有关规定，实行有偿使用，并到规划部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使用性质变更手续。到土地部门、房产部门办理房、地产和使用权变更手续，不得再用于有污染产品的生
产。补偿费用为搬迁专项资金，专户储存，由财政监督使用。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市污染企业搬迁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1992年3月12日
赵作海蒙冤案若干问题的思考

谭启刚


2010年5月10日

摘要：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继湖北佘祥林案以及河北聂树斌案，再次让司法正义受到严峻的挑战。

笔者就本案发生所引起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一、刑事活动的最终目的

刑事诉讼法目的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立法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基于对刑事诉讼国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刑事诉讼目的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刑事诉讼价值观。[1]

在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关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在1950年至1978年间，除了颁布了一些关于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法》等）以及相关的刑事活动单行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以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刑事诉讼法典规范相应的刑事活动。在这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司法活动的冲击极为严重。对于某些人是否犯罪、是否需要受到法律追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需要审判、是否需要执行，也是按照当时领导人的指示或政策所决定。因此，当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滥用权力、违背司法正义的冤假错案。这时候，刑事活动的目的只是在于维护和贯彻某几个人认识层面上的意志，而整个刑事活动也变成了打击、陷害、报复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1979年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意味着在世界各国近代意义上的“无法无天”现象终于宣告结束。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条、第2条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求，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可以发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另外一个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两者相结合的。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我国刑事活动的漫长立法阶段和演变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制度和方法。由建国初期的政策性指引发展到立法确立阶段，刑事活动已确立了一系列的执行准则和指引，主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使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刑事活动的各项环节进行约束，同时也禁止个人意志干扰刑事活动的执行。另外，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与推崇个人意思自治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民法是有完全相对的。不管是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执行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每一个程序，包括立案、侦察、起诉、审判、执行各个环节阶段，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一旦违反了，就是违法。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刑事活动的时候，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不是像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三个案件中，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枉法裁判，让无辜的公民受到制裁，严重损害司法尊严和公信力，也使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蒙羞。

二、刑事活动的正当程序性

1、刑讯逼供的祸害

赵作海案和聂树斌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侦察机关在预审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的行为。犯罪嫌疑人为了免受精神和肉体的侵害，在违背客观真实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口供，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抓错人、判错人、罚错人、关错人，甚至像聂树斌似的杀错人。类似的刑讯逼供案件也陆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我国民法学者、上海政法学院的李绍章老师发表了《看守所26种死法指南》 ，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如躲猫猫案、摔跤死案等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刑讯逼供的行为会造就很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制造冤假错案、放纵真正的罪犯，以及是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笔者认为，前述两者的关系就是质变与量变的原理一样，两者的影响是相互一体、不可分割的。另外，个案的不良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所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放纵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是直接导致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的后果。而放纵真正的罪犯不单止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没有追究，并且社会稳定继续受到威胁，长期以来所累积的不良后果会简直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产生。

如果不加以改善，找到问题的根源，陆续的案子也是会继续的发生。

2、证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证据”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作为证据信息物质载体的含义，是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资料，通常称为“证据资料”；其二、利用某种物体和其他形式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通常称为“证据方法”。[2]

在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对证据的举证程度是非常严格，而且一般在刑事活动中，证据的勘验极为重要。

赵作海、聂树斌、佘祥林三人的冤案中，笔者认为主要是取决在证据勘验上。赵作海和佘祥林案件极为相似，出现了一具尸体，没有验DNA，然后就确定为某个被害人。事后也是已经被判定为死亡的被害者重新出现，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然后进行国家赔偿解决。鉴定结论作为我国证据的其中一种，对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认定案件事实有失分重要的作用[3]。而聂树斌在被拘留后，进行了刑讯逼供，被伤害都没有勘验其精子的DNA比对，单凭口供就审理判处案件。

笔者认为，虽然不真实证据导致的结果基本相似，但一个不真实的证据比起一百次不足以致命的暴力行为后果更为严重。其不作为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比起因技术问题导致证据结果错误更为严重。

3、刑事活动司法人员的观念性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目前在整个刑事活动中，所出现的办案人员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证据，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能依照其真实情况进行独立的判决。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

1）公安老大局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意味着刑事活动由三机关是以分工负责的局面进行。我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组织层面上带有特色的国情因素。在中央党委中设立中央政法委，各级党委也相应设立政法委部门，一般情况下会协调所管区域内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长引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