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
岩石松 2012-3-8
我非常忙，错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刑法修正案》的公开征求意见，但再也不能错过《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意见征求。故在百忙中挤时间撰写本文，以表达我对中国教育的历来关心与关注。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答记者问”一文中写道：“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继续教育承担着前所未有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继续教育，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将继续教育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并列为教育的八项发展任务之一，并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该段文字精辟地概述了国家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时代背景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继续教育的意义，我在此不再多说，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使得大至国家、小至单位与个人，要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向自己挑战，来掌握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短短的学校教育，仅仅是为今后漫长的继续教育打个基础而已，不可能把一个人一生要用的本领全部学完。因为社会在日新月异的不断向前发展着，而学校所学的知识往往是已经成熟但即将或已经过时的旧知识，学校里学习的知识永远会比社会实践前沿的最新知识慢半拍。所以跨出校门、踏向社会，为了适应社会的生存竞争，就必须终身学习，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人类还处在有些地方忍受饥饿、战争时刻威胁的世界里，在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受欺凌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阶段，不重视继续教育这个提升民族整体素质与综合国力的法宝行吗？所以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既是世界竞争的逼迫，也是党和政府决策的高瞻远瞩。
二、保障继续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
能否保障继续教育的健康向前发展，不是仅凭政府的说教、动员就能完成的，它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实体硬件支持，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在政府部门及各个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技术等重要岗位的人才选拔上没有公平竞争可言，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那谁还会愿意付出心血学习呢？还不如多看些历史人物来学点玩弄权术的本领有效。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我们整天都不学无术，而千方百计地去争权夺利，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民族不就因自弃而完蛋了吗？还能经受住强国的侵略击打吗？
但怎样才能做到公平正义呢？俗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在提倡道德教育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与继续教育相关的严厉法规并严格实施。记得90年代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曾提出应该尽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但至今未得到政府的采纳支持。人才靠培养，但人才的公平选拔只能靠严格实施考试法，否则公平选拔就是欺骗民众的谎言。如果早有考试法出台并严格实施，能出现曾经的大学教授、大学生冲向考场，为了一点点经济小利而充当“枪手”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能出现大学生录取被冒名顶替的现象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能出现高考试题泄漏的丑恶现象发生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电子作弊的生产、使用人员敢年年在高考中猖獗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会出现考生因迟到被拒绝进入考场而跳楼自杀的惨剧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会有大批的混混因买到假文凭而混入中国官场而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吗？如果早有考试法严格实施，买假文凭至今还敢在社会中与互联网上公开叫卖吗？
其次，用人单位因承包制及CEO（首席执行官）一人说了算，使得“一人升官、鸡犬升天”的历史丑悲剧重演，使得用人上至今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这怎么来实现公平选拔重用人才而激励继续教育持续发展呢？所以，必须实行人才评价机构与用人单位脱钩的人才使用机制：即只要用人单位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只需向政府部门提交数量申请，而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相关人才招聘会，招聘会上公开现场考试答辩，当场公布选拔结果，并接受司法、媒体、社会群众的参与监督。对选拔出的人才，用人单位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待遇执行使用，无权随便解雇，要解雇必须要有充足的违法事件做理由，并经司法部门调查核实后，对不构成犯罪的，由政府人才主管部门最终裁决是否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我国以前实行过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统配制就有这方面的优势，应该从中汲取其精华后加以改造而为之。
国家应同时加强企业执行劳动法的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加重处罚力度，并对企业首领给予司法警告或执行相关法律规定，对严重侵害职工劳动权益者，必须追究刑事责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然劳动者在企业中因怕被打击报复而不敢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违法行为举报，而永远处于受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国家的法律就永远是“镜中月、水中花”，而无实际意义，就永远无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昨天电视报道了一典型案例：一家国外医院的一个女医生，因长期遭受本医院男士的性骚扰，当该女大夫把此情况汇报院长后，不久被医院找茬而开除，此女医生诉状法院后，法庭判处医院赔付女医生失业保险金等各种费用共计1.2亿美元，如此严厉的判决，今后谁还敢随便侵犯人权呢？
三、国家对人才招聘客观条件的法定放宽是继续教育的后动
这几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奖者中，有几个是年轻人呢？截至目前还恐怕没有吧？我们曾经宣扬的几个少年大学生天才也在茫茫人海中销声匿迹了，也没曾听说过其中的那位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科学成就。这些都说明一味地追求过早的文化教育是不符合科学的有害行为，受教育者的年龄不能离开人脑的正常发育规律而过早，否则就不仅因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而事与愿违，还会给人脑的正常健康发育带来危害，以至于可能早早地扼杀了一个正常成长的天才、巨星。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成功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天赋的正确性。一个科学巨人的知识与智慧的储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要耗费几十年的辛勤学习与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这就是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至理名言，也就是网络工程师与中医大夫年长者吃香的道理。
但是我们现行的人才招聘机制，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的招聘用人，对应聘者年龄的极端苛刻限制，使大量的有着高深学识能力的人才被拒之门外，这是对人才的最不尊重与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越来越密集，受教育的时间会加长，甚至提倡终身学习。但现行的各个部门对人才年龄的极端苛刻条件限制，如果不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那么苦心学习后已经无人用你了，继续教育不就会因人才市场的限制而萎缩，甚至变为一句空话吗？我想不通，一个高速危险、使部分人人命关天的汽车司机，考驾照的年龄能被放宽至70岁。而一个知识与社会实践经验都具备的人才，一到40岁以上就无人用了。这就等于一颗花费了几十年才长成的大树，正好能被加工成木器时，却被不识材料的人丢弃了一样，是多么可惜的巨大浪费。我们把一个人从小【甚至胎教】开始，花费了巨大的社会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长期教育，但到真正成才了的时候，却仅娴他年龄大而被社会抛弃，这种长期投资而短时收益的买卖符合经济学吗？是一个有头脑的商人会如此做的吗？尤其是政府部门及科研部门的高端人才，真是越老越有能力，应该对他们的退休年龄在个人自愿的前提下放宽至70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放宽退休年龄的问题，前几年专家曾经讨论过，但至今未被国家人力资源部采纳。
四、国家对继续教育的支持要具有长期性与永久性
国家对继续教育的政策法规建立、修订及经济投入必须保持持久性与长效性，才能取得巨大成效。不能像搞政治运动的一样，一阵风过去后无人关心问津。必须当作一项长久国家大计，来持之以恒地坚持执行下去，才能使继续教育为国家建设不断输送能量。
五、最后的一点实际建议
建议国家以法定的形式把人才招聘的脑力劳动者年龄放宽至65周岁，报考公务员与研究生的年龄放宽至55周岁，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人才招聘年龄要求不能违法，否则依法处理。建议在自学考试这个非常成功的低成本继续教育领域增加自考研究生的项目，这是完全现实的。因为从书本理论学习钻研上前人多少科学家都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实践环节有主考院校的硬件支持。这样国家可以把更多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但对年龄相对大的人有至于继续深造研究的人员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样人人有终生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从此角度上也就真正实现了教育的公正性。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