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无线电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30号
2010年12月2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无线电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证各种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台（站）是指为完成无线电通信所必须的发射机或发射机与接受机的组合以及附属设备。
本办法所称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是指能在局部范围内产生射频能量并利用这种能量为工业、科学、医疗、民用或类似领域提供服务的设备。
第四条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全区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设在设区的市的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政府办公室指定专人协助上级无线电管理机构做好当地无线电管理工作。
公安、国家安全、建设、质监、工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保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二章 台（站）管理
第五条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的原则和实际需要，编制无线电台（站）布局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使用固定无线电台（站）的，其建设布局和选址应当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规划部门在无线电监测设施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审批有可能影响无线电监测效果的建筑物、构筑物建设项目时，应当听取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意见，并给予双向卫星地球站、微波站、无线电监测站的电磁环境和微波通道必要保护。
第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办理设台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
设置、使用国家规定的微功率无线电设备除外。
第八条 申请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二）拟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参数；
（三）用途说明和技术方案；
（四）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五）操作人员的操作资格；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设在设区的市的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设置无线电台（站）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条 申请人经批准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应当按照批准内容及时完成台（站）建设，并自台（站）建成试运行之日起3个月内，向原批准机构提交试运行验收报告。验收合格的，发给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一条 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需要变更核定项目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批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临时停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到原批准机构办理停用手续。临时停用无线电台(站)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恢复使用时，应当办理启用手续。
对停用时间超过6个月又未办理启用手续的，注销所用频率。
第十三条 设置、使用卫星移动业务的移动地球站，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无线电台注册登记手续，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无线电发射台、转播台以及用于信号传输的地球站、微波站等大型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台（站）设置审批手续，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五条 注销无线电台(站)时，应当在终止使用前30日内，到原批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六条 禁止转借、涂改或者伪造无线电台执照；禁止设置和使用无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禁止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
第十七条 因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可以设置、使用临时无线电台（站），并及时报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及时撤销该临时无线电台（站）。
第三章 频率管理
第十八条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无线电频率管理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无线电频率、呼号使用规划。
第十九条 无线电频率、呼号的使用权，由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进行指配。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或者授权，可以采用招标、拍卖等其他方式确定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无线电频率使用权。
第二十条 申请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 书面申请；
（二） 频率使用的技术设计方案；
（三） 管理、安全等制度文件。
第二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申请后15日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根据法定权限对无线电频率进行指配，并出具无线电频率批复文件；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
国家对微波站等大型无线电台（站）的无线电频率申请另有指配时限要求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按照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的范围和用途使用频率，并按规定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缴纳频率占用费。
第二十三条 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6年。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批准机构申请办理续用手续。
第二十四条 业经指配的频率，除因不可抗力原因外，2年不使用的，原指配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收回。
第二十五条 临时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使用。
临时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第二十六条 因国家调整无线电频率规划、分配方案以及因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需要，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对已经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进行调整或者收回。
无线电管理机构作出调整或者收回无线电频率决定时，应当提前书面告知频率使用人。
第四章 发射设备管理
第二十七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的频率、频段和发射功率等技术指标。
出厂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标明型号核准代码。
第二十八条 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查验其型号核准代码，并建立进货、销售台账。
进货、销售台账，应当至少保存1年。
第二十九条 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第三十条 非无线电发射设备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应当符合国家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对合法的无线电使用产生有害干扰。
第五章 监测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无线电监测站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职责，负责辖区内的无线电监测工作。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监测站在监测中发现有害干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时，应当及时查找干扰源，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
非无线电设备对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设备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消除；对航空器的安全运行或者其他紧急遇险以及安全通信造成危害的，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未消除或者未停止使用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责令或者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干扰。
第三十三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行现场检查、取证；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和文件；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制作询问笔录；
（四）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制止不法行为；
（五）依法封存或者扣留违法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三十四条 无线电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依法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或拒绝检查。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处罚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6个月未缴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收回指配的频率。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照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的范围和用途使用频率，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处三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转借、涂改或者伪造无线电台执照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处二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设置和使用无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未建立进货、销售台帐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处一千元至三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无线电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民法总则在婚姻法中的适用问题
王礼仁
“亲属法有其特殊性质，而与债法、物权法大有径庭，尤其与民法总则之关系究应如何适用，殊堪研究”。[1]亲属法究竟是否适用民法总则（我国目前是《民法通则》），“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2]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对研究亲属法者“压得透不过气来”，对司法工作者更是“压得透不过气来”。可以说，它是司法工作者所遭遇的一条迎面而来的“拦路虎”，也是影响司法统一的一个最大障碍源。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民法总则能否适用婚姻法理解不同，其判决结果则大相径庭。如同是欺诈婚姻，适用民法总则，婚姻则无效；不适用民法总则，婚姻则有效。
从我国现有的著作来看，对民法总则与婚姻法关系的研究，往往限于作一些空泛介绍，对一些具体问题尚缺乏深入检讨，更没有形成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价值的“共识性理论”。由于缺乏具体理论的指导，民法总则适用婚姻法的问题，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因而，加强民法总则与婚姻法关系的研究，解决民法总则在婚姻法中具体适用问题，已成为当前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法总则中的行为之能力、意思表示虚假、欺诈、错误、代理、附条件或期限、善良风俗等，是否适用婚姻法以及如何适用婚姻法，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先就意思表示虚假、错误等在婚姻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简要介绍。
一、民法总则中虚假意思表示之规定在婚姻法上的适用
虚假意思表示，又称“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指当事人故意将真实意思隐藏而作虚假表示。故意虚假意思表示，包括心中保留与通谋虚假。何为“心中保留”，因其称谓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称心中保留为“意思保留”或“真意保留”，谓表意人自知其非真意，故而为非真意之意思表示。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认为，“称为心中保留者，谓保留真意于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也”。[3]我国大陆有学者称心中保留为“真意保留”或“单独虚伪表示”，指行为人故意隐瞒其真意，而表示其他意思的意思表示。[4] 所谓“通谋虚假”，又称虚伪表示、伪装表示或假装行为，指双方当事人均为虚假表示，并有通谋的事实，即双方合谋，共同使其意思表示不真实。
关于心中保留与通谋虚假的效力，在外国的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如德国民法第116条 、第117条分别对“真意保留”和“虚假行为”的效力作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6条（心中保留）、第87条（通谋虚假）也有规定。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对于“心中保留”，在相对人明知时，不发生效力。通谋虚假，原则上不生效力，但其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5]大陆民法没有“心中保留”、“通谋虚假”的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定看，大陆民法是禁止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的。但对于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的效果如何，法律没有规定。理论上一般认为，基于真意保留所为之民事行为，原则上发生效力，但该真意保留为相对人明知时，民事行为应不发生效力。对于通谋虚假，原则上不生效力，但其不生效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6]
那么，民法总则关于“心中保留”、“通谋虚假”效力，能否适用身份行为，在理论上有不同看法。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婚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结婚之要件，须当事人具有真正结婚之意思，并将之表现于外者，结婚始生效力，若不具真正结婚意思如心中保留、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欠缺结婚意思，婚姻当然无效。[7] 如高凤仙先生认为，心中保留离婚为无效。[8]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心中保留为他方配偶所明知为无效。[9] “心中保留及通谋虚假，并没有如德国、日本有足以排除民法总则适用之充分及明确规定”。[10]根据上述观点，“心中保留”、“通谋虚假”则适用民法总则。但戴东雄先生 有不同看法，他虽然也认为心中保留、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可以撤销，但其理由不同。他认为：总则编规定的意思表示的无效和可撤销也不能径行适用于亲属身份法。身份行为也有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或误传的情形出现，此类行为也构成可撤销或无效。但是，可撤销或无效的原因并非像总则编为保护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使然，而是因为身份行为在本质上若无真实意思则不能成立身份关系。[11]
日本学者栗生武夫则认为，婚姻关系不能适用民法民法总则。“于交易契约，许其为虚伪无效之抗辩；而于婚姻，则禁止虚伪无效之抗辩，与禁止心中保留之抗辩同。盖依方式公然缔结之行为，不能因私的密约左右其效力”。[12] 栗生武夫认为：从日本民法的规定看，“系特别限定无效及撤销之情形，而此限定情事，不得揽入‘心中保留’”。[13] “ 一旦依方式表示婚姻意思以后，即无提出非真意抗辩之余地，纵令相对人为恶意，表意人亦不能不为表示所拘束 ”。[14] “关于婚姻，则绝对不许心中保留之对抗。故意提出反于真意之婚姻呈报者，纵属无心，亦不能不与相对人结夫妻”。[15]
我们认为，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系在财产法上适用的规则或原理，于身份行为或身份关系则不能适用。也就是说，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在身份行为中，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无效或撤销。对于一方有“心中保留”的结婚或离婚行为，不论相对方是否知道，均不能撤销。对于通谋虚假的婚姻，也不能适用民法总则认定为无效。因为身份行为重在身份事实和必要法律程式，应当采取表示主义。否则，就会影响公示的效力和婚姻的安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建英诉张海平“假离婚”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认为，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总之，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在身份关系中原则上不能适用。
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不组成家庭的假结婚，有些国家的民法规定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如德国民法第1314条2款5项、[16]瑞士民法第120条、[17]意大利民法第123条、[18]格鲁吉亚民法第1145条即是。
对这种情况，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规定为无效或可撤销婚姻。那么，对此应当如何处理呢？我们认为，可以变通处理，即按婚姻不成立处理。如崔某1987年与妻子结婚，1997年为了给小姨子办城市户口，妻子逼着崔某与小姨子领了结婚证。但双方并无夫妻生活。对此，可以认定双方无结婚真意，亦无共同生活事实，其婚姻不能成立。这样认定，可以避免与我国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同时，对于不组成家庭的假结婚，在认定婚姻是否成立时，可以借鉴格鲁吉亚民法的规定，[19]即双方既没有结婚的真意，也没有共同生活事实者，其婚姻不能成立；双方虽无结婚真意，但有共同生活事实者，则不影响婚姻的成立。
二、民法总则中意思错误之规定在婚姻法上的适用
意思错误，就是意思表示错误，民法上所谓意思表示，就是指要获得一定法律后果意思的外部表达。意思错误，就是因理解或判断错误而发生的意思表示错误，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行为不一致。
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119条 、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 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大陆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
关于婚姻意思错误的效力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24条、[20]《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1315条、1316条）[21]、澳门民法第1504条，[22]都规定可以撤销其婚姻。《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35条、[23]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24]《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25]则规定为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没有关于婚姻意思错误效力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看，对婚姻意思错误，一般都按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处理，即撤销婚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作法值得商榷。
婚姻意思错误的内容很广，包括：1.“人之同一性”错误，如将甲误认为乙。2.“人之性质”错误，即对婚姻当事人的身份或品质认识错误，诸如社经地位、学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等认识错误。3.对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把婚姻行为误认为非婚姻行为等。4.在离婚错误中，还包括对离婚原因认识错误（如误认为对方有婚外情，但离婚后发现属于认识错误，对方并没有婚外情）。
我们认为，身份关系注重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宜采取表示主义，而不从意思主义，故应以身份行为意思错误为有效。但在认识错误中，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不能认为婚姻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与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人之同一性”有错误，也不能按照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在我国，婚姻当事人之“同一性” 错误，因其双方无结婚合意，可认定其婚姻不能成立。关于“人之性质”错误，应当认定婚姻为有效。否则，误认为他人未婚或富翁，而实际上是已婚或不是富翁，婚姻即可撤销。这不符合婚姻的特点。总之，婚姻意思错误，不能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意思错误的规定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意思错误无效或可撤销，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与民法总则中的无效或可撤销并非同一原理。因此，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不适用于婚姻或遗嘱。”[26] 迪特尔·梅迪库斯在谈到撤销权范畴的界定时说：“《婚姻法》第31条至第34条也为婚姻（Ehe）规定了一些撤销事由。这些事由虽然在很大程序上与第119条、第123条规定一致，但是婚姻法对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完全不同于第142条及以下条款的规定。因此，《婚姻法》使用的术语也不是“撤销”（Anfechtung）婚姻，而是解除（Aufhebung）婚姻。因此，一般的撤销规则对此不适用”。[27]
台湾学者戴炎辉、戴东雄先生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第88条），亦不能适用亲属法。根据戴先生的观点，“在身份行为，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则因意思之不一致而无效，非仅可撤销而已；倘系关于‘人之性质’错误，亦应适用亲属法规定（民997条、引不告知重要事项而为欺诈），或类推适用亲属法规定”。[28]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亲属法规定欺诈姻可以撤销，因而，对于婚姻意思错误中“人之性质”错误，直接按照欺诈婚姻或类推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国婚姻法没有欺诈婚姻可撤销的规定，对于“人之性质”错误，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在我国，除了“人之同一性”错误可以作为婚姻不成立处理外，对“人之性质”错误，除非有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应当按有效婚姻处理。
【注释】
[1]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6月四版，史尚宽先生自序。
[2] 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瑞明印刷厂1980年版，第1 —2页。
[3]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340页。
[4]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1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