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关于印发《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实施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科协学发〔2007〕208号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项目的管理工作，促进学术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依据《中国科协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项目实施及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　件：《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实施及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实施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宗旨与目的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以下简称“沙龙”），增强实效，根据《中国科协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沙龙旨在充分发挥学术交流作为原始创新源头之一的作用，营造自由进行探究、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原始创新的环境，弘扬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为萌芽时期尚未获得学术主流认可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以及学术灵感提供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
第二章 沙龙特点
第三条 沙龙主要特点概括为：三个倡导、四个没有、五个突出、六个自主。
（一）三个倡导：倡导大胆创新，倡导交流互动，倡导争辩质疑。要求与会者观点新颖，言之有物，反对假话、空话和套话，不重复别人观点；强调互动和质疑，鼓励学术批判，在讨论争辩中“孵化”新思想新观点，在质疑交锋中“孕育”学术创新。
（二）四个没有：没有门槛，没有权威，没有领导，没有框框。与会者不论资历、学历、专业、年龄、性别，只要符合当期沙龙的主题，有真正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思想，都可报名参加；与会者可以说不成熟的话，可以说正式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不了的话，可以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三）五个突出：力求突出主题新颖性、人员专业性、形式发散性、学科交叉性和成果科学性。主题要有新意，体现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讨论的学术主题应相对集中、学术观点鲜明，防止没有边际的泛谈和清谈；与会者要有学术背景和学术修养，属科技共同体范畴，不讲外行话；形式注重争鸣和质疑，自由式讨论；突出学科交叉性，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交流碰撞，激发新的思想火花；对符合学术精神和科学规律的会议成果结集出版，形成沙龙系列文集。
（四）六个自主：沙龙议题、议程、会议形式、召开日期、会议地点和参会人员由领衔科学家自主确定，把学术沙龙的学术主导权交给科学家。
第三章 沙龙组织形式
第四条 沙龙实行领衔科学家负责制，每期由1-3名科学家领衔；会务组织工作委托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地方科协和其他相关单位承担。
第五条 沙龙不设主席台，通常采取圆桌会议或其它合适的形式，参会人员座次按照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或姓氏笔画顺序排布。
第六条 沙龙不举行开幕式，不请领导讲话，由主持人简要介绍本期沙龙设立背景及讨论内容，并播放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制作的沙龙介绍影片后直接进行发言和讨论。
第七条 每期沙龙规模一般为20-30人，会期一般为2天左右。
第八条 参会人员采取领衔科学家邀请与网上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形式。自愿报名者须提供相关学术观点摘要并征得领衔科学家同意后方可参会。确定参会人员时，应注意吸纳相关专业领域学者参加，注意学科交叉，同一单位同一领域的参会专家原则上不超过3名。
第九条 沙龙不在会前征集论文，要求与会人员提前对讨论主题做充分准备。会议期间每人可申请主题发言和讨论发言。主题发言不是宣读论文，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
第十条 每个主题发言之后安排集中讨论和争辩质疑，每人可多次申请讨论发言，但每人每次不超过3分钟。每期沙龙讨论争辩时间原则上不应低于整期沙龙时间的50%。
第十一条 沙龙对与会者发言进行现场速记。文稿经承办单位汇总、领衔科学家统稿审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报书记处审定后，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第四章 申报及审批
第十二条 沙龙采取面向科技界广泛征集主题。凡主题新颖，领衔科学家有创新思想和观点，能够邀请一批不同领域、具有共同兴趣的专家围绕主题进行争鸣讨论的方案均可提出申报。
第十三条 沙龙活动主题根据“公开申请，专家评审，择优资助，追踪问效”的原则确定。
第十四条 项目申报以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可申报，原则上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有意提出申报的单位，请认真填写《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方案征集表》，提前3个月提交至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学术交流处。征集表可于中国科协网页（http://www.cast.org.cn）“学会与学术”栏目下载。
第十五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全年受理申报，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分别组织专家各评审一次。每次评审结果由学会学术部上报中国科协书记处领导审定后，在中国科协网站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者正式通知申请者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第十六条 入选沙龙申请者接到通知后，须于30天内与学会学术部签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项目合同书》，逾期按自动放弃处理。
第五章 沙龙组织工作分工
第十七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沙龙项目的总体筹划、主题确定、项目评审、组织协调和追踪问效等工作。
第十八条 领衔科学家职责如下：
（一）根据沙龙特点提交沙龙主题申请表，策划沙龙议题、学术组织方案，设计会议程序，确定召开日期、会议地点，主持沙龙会议。
（二）起草沙龙邀请函，邀请沙龙参会专家，协助承办单位收集专家资料。
（三）负责与会专家发言的审查和统稿，整理汇总沙龙中出现的学术观点，对沙龙作学术总结。
（四）协助承办单位编辑文集，编写文集《序》等。
第十九条 会务承担单位职责如下：
（一）协助领衔科学家选择环境安静的合适会议地点和会议室。
（二）协助领衔科学家起草邀请函，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审定后以学会学术部名义印发并发送。
（三）落实专家参会情况，收集专家简介、照片，提前2-3周向学会学术部报送参会专家名单。
（四）编印会议资料，包括会议日程，参会人员通讯录、参会专家简介。资料署名落款统一为“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通讯录中专家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或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另列。专家简介根据通讯录顺序编印。印刷时采用A4幅面，封面采用120克纸，内容部分70-80克纸。
（五）落实能承担相应任务的速录人员；速记人员应提前到会熟悉会场及座位设置。
（六）落实会议食宿及交通，包括往返交通安排，车辆租用等。
（七）负责会场布置等相关工作。
1．会议室和酒店门口应设有横幅标识。会议室标识为：“中国科协第x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酒店门口横幅为：“热烈欢迎参加中国科协第x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的专家”。
2．与会者桌签以主持会议的领衔科学家为基准，以姓名汉语拼音为序依次摆放。并设工作人员席、记者席、速记人员席等。
3．准备会议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投影机、音响话筒、相机、打印机、桌签、电源等，并确保其正常使用，并将电脑声音输入到会议室音频系统。
4．准备必要的文具，如文件袋、纸、笔等。
（八）负责会议讨论时传递话筒、播放幻灯片等相关服务工作。
（九）安排会间茶歇等事宜。
（十）负责沙龙报道稿件的起草工作，于沙龙结束后2天内向学会学术部提交沙龙主要情况及学术观点简述，并附会议照片，供中国科协网站报道使用。
（十一）整理会议记录，将发言内容分别反馈与会者自行修订后汇总，交领衔科学家统稿审查后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十二）负责联系文集出版相关事宜，于沙龙结束两个月内完成正式出版文集等事宜，并及时将出版后文集分发到与会专家。
（十三）负责邀请相关专业媒体到会采访报道，收集媒体报道稿件。媒体报道稿件视情作为附录编入沙龙论文集。中央级科技类媒体邀请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协调。
（十四）完成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交办的其他事宜。
第六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承担沙龙公共费用及出版论文集所需费用，与会者城际间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第二十一条 经费管理及使用参照《中国科协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有关经费管理及使用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