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作为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我国刑法对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刑罚，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就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我国刑法对毒品的定义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鸦片、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这三种毒品。由于不同种类毒品的危害性、成瘾性各不相同，因此我国法律对涉及不同种类毒品的犯罪活动，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是有所区别的，例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就表明了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一千克鸦片的行为，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行为，应承担同等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代表着一千克鸦片的危害性就严格等同于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危害性，这只是一种法律拟制的对等关系。除了《刑法》中对不同毒品的数量对应关系进行了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不同种类毒品的数量对应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涉案毒品的种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定罪情节，在毒品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必须查清的。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都是依靠公安机关作出的《毒品检验鉴定书》来确定涉案毒品的种类。按照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于单一种类的毒品，按鉴定出的毒品成分确定毒品的种类。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实践中大部分毒品案件都可以按照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来确定毒品的种类，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但笔者在审理一起毒品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上述规定并不能适用于全部的毒品犯罪案件，其存在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对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各位读者参考。
鸦片作为一种对我国社会危害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毒品，曾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鸦片依然是刑法明文规定的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并列的三大毒品之一，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仍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可以说几乎每一名刑事法官，都审理过涉及鸦片的毒品犯罪案件，但是可能几乎没有人注意过一个问题——什么是鸦片？换句话说就是,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涉案毒品是鸦片？很多人也许会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公安机关鉴定出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有鸦片成分的话，就可以认定涉案毒品是鸦片了。但笔者要说的是：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公安机关不可能作出这种“毒品可疑物中有鸦片成分”的鉴定结论，就算有这种鉴定结论，那么这种结论也是错的，至少是不科学、不准确的。
首先，笔者先介绍一下鸦片、吗啡、海洛因三者之间的关系。鸦片是从是罂粟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的白色乳汁干燥凝固而成，含多种鸦片生物碱，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生鸦片呈褐色，有些品种则呈黑色，其中除了含有15%至30%的矿物质、树脂和水份外，还含有10%至20%的特殊生物碱。生物碱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吗啡类生物碱，其中又包括三种成份，吗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约为0.2%）；第二类为罂粟碱类生物碱（含量为0.5%-1%）；三类是盐酸那可汀类生物碱（含量为3%-8%）。生鸦片经加工处理后，成为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吗啡（英文名Morphine），是一种精神科药物，分子化学式为：C17H19NO3。吗啡是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也是鸦片中的主要成瘾性物质。纯净的吗啡为无色或白色的粉末或结晶,粗制吗啡俗称“黄皮”。海洛因（学名：二乙酰吗啡），分子化学式为：C21H23NO5，是吗啡经酰化反应后产生的一种衍生物。简单来说就是：鸦片的成瘾性来源于其天然含有的吗啡，海洛因是吗啡经化学加工后产生的衍生物。
其次，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的检验一般是通过化学方法，对毒品可疑物中含有的各种毒品化学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这种方法只能检出吗啡、海洛因、甲基苯丙胺这类单一的化学物质，对于鸦片这种混合物来说是不可能直接检出的。所以说在对鸦片进行毒品检验时，只能检出其中含有的吗啡、蒂巴因（甲基吗啡）、可待因（二甲基吗啡）、罂粟碱、那可汀等化学物质，而不会直接检出一种叫“鸦片”的化学物质。
笔者之所以会关注以上的问题，是源于笔者曾经审理的一个运输毒品案件。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运输的毒品是鸦片，但是公安机关作出的《毒品检验鉴定书》却证实从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检出吗啡成分。发现这个问题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公诉机关的笔误，将吗啡误写为鸦片，但是在查看了涉案毒品的照片后，笔者发现毒品是黑褐色的膏状物体，明显与吗啡的外观特征不符，反倒是符合鸦片的外观特征。涉案毒品到底是鸦片还是吗啡呢？笔者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明确了鸦片、吗啡、海洛因三者间的关系后，笔者提出让公安机关对涉案毒品重新鉴定，以确定毒品可疑物中是否含有吗啡以外的其他成分，同时对吗啡打含量作出鉴定。经再次鉴定，从涉案毒品可疑物中检出了吗啡、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那可汀等成分，其中吗啡的含量约8%。在看到这份鉴定后，笔者已经内心确认了涉案毒品是鸦片而非吗啡，但后续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对鸦片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定义，认定涉案毒品是鸦片于法无据。如果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来认定的话，涉案毒品就会被认定为吗啡，这显然是违背科学常识的。而且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吗啡与鸦片的数量对应关系为1:10，将实质上的鸦片认定为法律上的吗啡有悖于罪责性相一致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笔者最终将涉案毒品认定为鸦片。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对刑事审判工作造成干扰。笔者建议相关立法机关应尽快对“鸦片”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准确定义，并制定出台准确、完善的“鸦片”检验、认定标准，使“鸦片”的认定在刑事审判中有法可依。
（作者单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