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文凭”现象的经济学思考/杨涛
时间:2024-07-12 15:54:1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957
“注水文凭”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杨 涛
一自考生冒充北大博士生，制造虚假简历蒙骗求职单位，被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据悉，因虚假简历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在全国尚属首例。(《新京报》5月8日)
有许多评论者在对这一现象评论时认为，这反映了文凭决定论的弊端，用人单位以文凭决定用人与否，才经常招致骗子频频。是的，文凭不可能完全真实反映人的能力的大小，但是，正如和人们常常诟病的高考制度一样，尽管它们都存在种种弊端，但在社会生活中却仍然没有找到能取代它们的其他方法，换句话说，它们无法达到最优，但是迄今为止所能采取的次优选择。
因为，对于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来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其判断求职者是否有能力和胜任工作，无法利用长时间的试用来进行判断：一则是交易费用太高，因为求职人员太多，无法提供如此之多职位试用，并且可能造成的工作效率损失太大；二则机会成本太高，因为万一被试用的人不胜任，而可能胜任的人又走了。因此，用人单位只能通过简单的面试和文凭来决定求职者的取舍，文凭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是一种有效的求职者的能力信息传递符号，它证明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的学习履历和学习成绩，而经验证明有文凭的人比没有文凭的人在能胜任某种工作上，概率高得多，能大大地减少交易费用和节省机会成本。所以，文凭成为用人单位考察的最重要因素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尽管诸如北大蔡元培先生多次破格招聘教授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那是在他对那些教授知根知底的情形下，也就是掌握信息充足下做出的决定，成本是很小的，对于整个社会招聘活动来说，无法适用。
但是，文凭毕竟只是求职者能力的一个信息传递符号，并不能等同于其能力本身。有文凭的人却能力差的人很多，同样，没有文凭的人但能胜任某项工作的人也很多。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用人单位要如何排斥那些有文凭而低能者，二是如何公平对待那些无文凭者但有能力者，那位自考生也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北大学籍，但自己的知识和水平已达到了北大博士水平，如果他说的话是实话，那么他们这一类人又凭什么不能被使用呢？
这就要求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都要有建立用文凭来进行评价求职者之外的其他例外的信息搜集制度：一是对于那些有文凭者，也要规定一定的试用期，以及在日后的工作考核不称职辞退制度，这实际上是在文凭作为评价求职者后的进一步的信息甄别制度，以进一步确定文凭与其能力能否对称；二是在文凭作为基本评价求职者的因素外，建立利用其他信息传递符号来考查求职者能力的制度，以对那些无文凭有能力者给予相对公平，如根据其以往的工作表现、论文的发表的情况、发明创造、其他人的评价等等信息来适当加以录用，这也能避免无文凭有能力者参与到造假文凭搞欺骗的道路。
不过，现在相对于无文凭有能力者参与到造假文凭，更多的是无文凭又无能力者拿假文凭而混进用人单位，这给文凭作为有效的能力信息传递符号带来扭曲。这里面浅层次的原因在于有效的识别文凭信息系统没有建立，这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全国的文凭相关信息查询系统，减少文凭作为能力信息传递符号的风险；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用人单位特别是许多国有单位完全把文凭作为能力的符号当作能力本身，没有建立求职者进入单位后的进一步信息甄别制度，假文凭者混进入后，风险极小。
但是，即使是无文凭有能力者造假文凭搞欺骗混入单位，也是绝对不能容忍，正如那位自考生一样，尽管是否应当接受刑事处罚笔者存在疑义，但笔者认为应当及时清退，并应当给予相应的民事惩罚，即使他真得具备了北大博士水平。因为，这种行为给用人单位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他能用这样的欺骗行为进入本单位，其他人也会用各种欺骗手段混进来；他能用这样的欺骗行为进入本单位，他也会在工作中用其他欺骗手段欺骗单位和他人。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关于罚金刑执行监督的探讨
付国义
罚金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主要适用于经济性犯罪或贪利性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我国刑法从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单位犯罪以及实现罚金所具有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的角度出发，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使之成为仅次于自由刑的一种刑罚。这一刑罚结构的确立，改变了我国刑罚体系的布局，具有现实意义。经过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罚金刑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长期受我国传统的重自由刑、生命刑、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的影响以及受原刑法的立法限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中确定的罚金刑的执行进行应有的监督，使之成为法律监督的盲区，与已渐趋规范化、制度化的自由刑、生命刑的执行极不相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监督的完整性。
鉴于此，笔者对罚金刑的执行提出以下想法，供探讨。
一、指定专门的执行监管机构
罚金刑的执行监督有别于自由刑、生命刑的执行监督。
自由刑、生命刑的判决一旦生效，被执行人即丧失相对的人身自由，处于被控制状态，而罚金刑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被执行人仍在社会上活动，因而对其实行执行监督，困难相对较大。因此，如有可能应设立专门的刑罚执行监督机构，以保证监督的有效性。然而根据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体制上的实际情况，尚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因此，暂可将对罚金的执行监督业务交由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承担。这主要是因为，监所检察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内设的刑罚执行监督职能机构已在开展的业务中积累了丰富的执行监督经验，另外，他们在开展自由刑执行监督时，往往也牵涉到对罚金刑的执行监督。
二、对罚金刑的执行实行监督的难点
1、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由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管制、拘役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的法律监督，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死刑临场监督检察中，都充分显示着对死刑执行的监督，而对罚金刑的执行监督却没有具体的秩序和规范，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操作。
2、我国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从以上规定划分了罚金执行的五种方式：一是限期一次性缴纳；二是限制分期缴纳；三是强制缴纳；四是随时缴纳；五是减少或免除缴纳。在对罚金刑的执行过程中，对于被判处主刑附加刑罚金的执行监督较单处罚金刑的执行便于监督，因单一判处罚金的罪犯，判决后，已被羁押的被告人应立即释放，不得限制其人身自由，无论是对罚金的执行，还是对罚金执行的监督相对增加了难度。
3、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对这三种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有的被判处罚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整个审判活动中，只有法院的审判人员一人完成，与我国法制发展的进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不相适应。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宣判后，其判决书、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而罚金刑的执行又由人民法院来执行，不利于人民检察院对罚金刑的监督，很难对法院违法错误的判决进行纠正。
4、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的适用上，法院有的办案人员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以弥补办案经费不足为名，或受利益驱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对于应判处主刑、或主刑与附加刑并用的被告人，热衷于仅判处罚金，不考虑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多已在判决前“强制”其一次性缴纳全部罚金，以认罪态度好等理由免除对被告人处以主刑。以单处罚金刑代替主刑，违反了“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三、对罚金刑的执行实行监督的方法
1、建立执行台账，实行跟踪监督。执行监管机构应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建立统一的执行台账，对于被判处附加适用罚金的应随主刑的执行一并建立台账。要对每一个被执行人的情况根据判决书、裁定书确定的罚金交纳方式、缴纳时间、缴纳数额进行跟踪监督，随时与人民法院的执行部门取得联系，了解执行情况，必要时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情况，如执行文件的附本、缴纳罚金的附件等。对于逾期没有如数缴纳罚金的，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执行。
2、对一次缴纳和分期缴纳的执行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是否按判决书、裁定书指定的时间和数额执行罚金刑进行监督。如人民法院没有按指定的时间去执行，人民检察院应督促其及时纠正，抓紧执行。
3、对强制缴纳执行的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是否应对被执行人采取该种执行方式，以及在采取该种执行方式时，有无违法进行监督。对不应采用强制缴纳方式（如被执行人符合减免缴纳条件）或采用强制缴纳措施不合法（如扣押查封财产未按法律程序办理手续等）的行为可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纠正。对符合减免缴纳条件的，如被申请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减免申诉或请求，人民检察院应在查明情况后，建议人民法院予以减免缴纳。
4、对减免缴纳的执行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予以减免缴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监督。司法实践中，不排除一些人为的因素而产生的对应该缴纳的被执行人给予减免缴纳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执法不公的一种表现，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减免缴纳罚金刑的监督。减免缴纳罚金虽然与减刑适用的前提不相同，但罚金刑也是刑罚的一种，对罚金的减免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对刑度的一种减免，因而，也是一种减刑活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据此，对于执行过程中的减免缴纳罚金的裁定人民法院应及时将裁定书送交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要依照减免缴纳罚金必须具备的条件，对这一裁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监督并参照刑诉法的上述规定对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裁定及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对于因徇私舞弊 而对不符合减免缴纳条件的被执行人予以减免缴纳的，人民检察院应视其情节轻重及时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立案查处。
论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孙开炎 孙璇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尽管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相比以前，对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只确立了第三人异议之诉，但对于债务人异议之诉却没有规定。笔者通过分析、比较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程序和再审程序，通过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原因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之规定，得出了我国也应该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及分析了如何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
关键词：实体上的执行救济 第三人异议 债务人异议之诉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Our Country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Abstract : Our country has been established procedure’ execution remedy and substantive execution remedy on new civial procedure law . Though there are some nonrational problems, compared with the pass, it is a great progress for the perfection of system of execution remedy. The third party ’s disagreement lawsuit is in effect for substantive execution remedy , however,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is not regulated . This paper analyses our country shoul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and how to set up it refering to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 regulations ,compared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with the third party ’s disagreement lawsuit , compared procedure for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and retrial procedure , though the analysis of causes of esbablishing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
Key words: substantive execution remedy;the third party disgreement ; Lawsuit of debtor disagreement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确定了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即执行行为异议和案外人（第三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对于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监督执行机构依法执行、规范执行行为有重大的意义。尽管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与修订前相比，已经更加合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为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和解决执行难问题奠定了基础。制度上的不完善可以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立法进步以及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进一步完善，但是，某项制度如果缺失则根本危及公平正义，其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焉，这是国家立法上的不作为，有些国家已经规定国家立法之不作为对公民造成的损失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请求国家赔偿以期督促国家立法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和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权利。笔者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缺位已经严重影响到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有悖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原则，因此，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是保障债务人权利的根本途径。笔者通过对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原因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具体分析了如何构建我国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
一、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
（一）债务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确立了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以期能更好的保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利益。新《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二百零四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二百零二条可以看出，债务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该条确立了债务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措施。从二百零四条可以看出，确立了第三人异议之诉。但是，如果债务人在实体上有排除强制执行的事由，但是法律却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有悖于有损害必有救济之格言。债务人异议包括债务人对程序上的执行异议和对实体问题上的执行异议，相对应的救济措施是债务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债务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 两者区别如下：
（1）性质不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所主张的是实体权利，而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对执行行为在程序上有所不服。
（2）管辖不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由执行法院的审判机关管辖，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由执行机关管辖。
（3）裁判程序不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由执行法院的审判机关依通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经开庭辩论后进行判决；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由执行机关用裁定方式处理，一般不要求进行言词辩论。
（二）债务人异议之诉与第三人异议之诉
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包括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所谓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对于债权人的请求存在着实体上的争议，因而请求对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指债务人对强制执行名义所载的请求，主张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事由，而请求法院以判决宣告该执行根据不许强制执行。第三人异议之诉是指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请求法院以判决宣告不准执行该物。 两者区别如下：
（1）异议主体不同。前者只能由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后者既可由第三人对债权人提起，也可由第三人对债务人提起。
（2）异议之诉的目的不同。前者以排除强制执行行为即执行根据的执行力为目的；后者虽也以排除执行行为为目的，但其要求排除的是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
（3）异议之诉提起的理由不同。前者的提起是因为债务人本身对债权人的请求有异议；后者的提起是因为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享有权利。
（4）对异议之诉理由的限制不同。前者的异议理由一般应该发生在执行根据成立之后，执行根据为法院判决的，异议理由也可以发生在口头辩论结束之后。但后者则没有这种限制，一般发生在执行过程中。
（5）异议之诉的对象不同。前者可以对执行根据所记载的各种请求权提出，包括金钱债权、物的交付请求权、作为和不作为的请求权；而后者只能对财产权的执行提出，对于作为和不作为请求权不能提起。
（6）判决效力不同。前者，其有理由的判决，就执行根据未实现的部分，可排除执行力，但不能撤销强制执行程序已终结部分；后者，其有理由的判决，只能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强制执行，不能排除执行根据的效力的全部或一部。
二、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之原因分析
我国新《民诉法》第四百零二条只规定了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而对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则未作规定。笔者认为立法者未考虑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1）再审程序可以周全的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毋庸置疑，债务人一直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进行，经过一、二审的程序保障，债务人的权利理应该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债务人仍有异议，不服从判决，符合新《民诉法》规定的再审事由的，仍可提起再审之诉。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如果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解决纠纷，没必要再构建一新的制度，这样可以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之浪费，能利用最小的资源消耗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
（2）执行效率提高的需要。
立法者担心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赋予债务人更多的权利，是否不利于执行效率的提高？债务人可以随意提出执行异议之诉，阻碍执行的进行，对解决执行难问题又造一制度障碍。立法者的这种考虑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更契合了当前中国的现实。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执行效率，债务人异议之诉之建立似乎没有必要。
（3）判决之既判力维持的需要。
如果允许债务人提出异议之诉，法院必然会作出一判决，此前，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问题已经作出一判决，两判决之间的关系如何？前后两判决之间的衔接问题如何解决？判决的既判力效力如何维持？立法者似乎不得不考虑。制度的建构不能随心所欲，应该能最大限度的解决现实问题和使相关制度之间良性运作，否则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公性力将丧失殆尽。如果赋予了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权利，此判决是否要遵循前一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如果相互矛盾怎么办？是否意味着前一判决错误？立法者不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似乎作了很周密的考虑。
笔者认为立法者作了过多的担心，导致因噎废食。过于维持原状和担心是否导致对债务人权利的漠视和侵害？笔者仔细分析了上述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建立原因如下：
（1）再审程序不能周全的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利，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建立能更好的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举个例子，终局判决是具有既判力的执行根据，但因其成立后债务人履行了规定的义务，则其实体上请求权归于消灭；然而执行根据本身并不当然失去其效力，债权人仍然可依执行根据申请执行，并不因执行根据所表示的请求权存在与否而受影响。为了给债务人以适当的保护，在执行程序外，债务人可以请求债权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在执行程序中，允许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根据的执行力，以资救济。
（2）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建立并不影响执行效率的提高，恰恰相反，能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
法律可以明确作出规定，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提起，原则上不影响执行的进行，以免债务人借异议之诉阻碍执行程序的进行。但是，法律也应该作出例外的规定，如果债务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停止执行，以免对债务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申请执行人也提供担保，执行可以继续进行。终局判决作出后如果执行错误的，申请执行人应该对债务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建立必须完善相应的财产担保制度，以此来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3）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建立并不影响判决之既判力，两者相互结合能公平的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
因为后一判决与前一判决一般不可能相互矛盾，如果相互矛盾，要么不应该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要么也不受判决既判力之约束，而应该启动再审之程序，纠正原审之错误判决。受既判力约束的诉讼资料仅限于言词辩论完结之前，对于法院判决后出现的新事由和事实,有足以消灭原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那也不能认为原判决错误。债务人异议之诉是为了排除执行名义之强制执行力以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与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性质、针对的对象、诉讼标的，提起事由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之建立非常有必要。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建立弥补了债务人实体上救济方法（再审）之不足，两者区别如下：
1．两者性质不同。再审程序是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的一项补救制度，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性质，理论界有六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给付之诉说。该说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是债务人诉请确认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存在，并命债权人不作为或返还执行标的物，所以其诉讼标的是债权人应为一定的给付。第二，确认之诉说。该说主张，债务人异议之诉是债务人请求确认执行名义所载的实体请求权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却有变更，并以确认或变更该法律关系作为诉讼标的，所以其性质是确认之诉。第三，形成之诉说。该说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是债务人基于实体上的事由，请求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即请求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发生消灭或变更，所以在性质上属于形成之诉。第四，救济之诉说。日本学者石川明等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兼具确定实体上法律关系及执行名义执行力的作用，不仅有排除民事执行的形成力，而且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也有既判力，与上诉、再审等程序一样具有救济的功能，所以在性质上属于救济之诉。第五，命令之诉说。德国学者库特纳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确定实体上的法律关系，并根据确定的结果命令执行机关是否依原执行名义采取执行措施，如果债务人胜诉则命令执行机关不得依原执行名义执行，如果债务人败诉，则命令执行机关按原执行名义执行。所以，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性质上属于命令之诉。第六，新形成之诉说。日本学者斋藤秀夫主张，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判决，可以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当然属于形成之诉。但该形成之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已不是先行裁判所确定的法律关系，所以，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性质上属于新形成之诉。 笔者认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属于形成之诉。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要排除原执行名义的执行力必须变更原执行名义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将当事人异议之诉归入形成之诉的范畴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