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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质量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审判工作和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可以说，案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能否有效实现，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直接关系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在司法活动中能否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公信度。
一、统一思想认识，强调案件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提高思想认识是进行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首要工作。一方面，要求每位法官认识到抓好审判工作质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提高办案质量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中心工作也是神圣职责，更是新时期政法工作的大趋势；认识到严格遵守案件质量管理制度的紧迫性，进而提高接受案件监督管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提高法官的案件质量意识，强调法官注重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审判工作中注重增强调解意识、释法意识和信访意识，让当事人服判息诉，降低上访申诉率，维护司法权威。第三方面，要求审判人员从思想认识、业务素质、办案能力、办案技巧、办案效果等各个方面与“司法服务年”活动相对照、寻找差距，为提高案件质量奠定认识上的基础，做到了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这样就为全面开展案件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案件质量管理基础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每位法官要从内心充分认识到加强案件质量管理的关键在人。因此，首先要把加强案件质量管理纳入队伍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抽调党性强、业务精的同志充实案件质量管理力量，成立案件质量监督管理领导组，专人专职进行案件质量的监督和评查。机构的健全，分工的明确，责任的细化使案件在细节上严把质量关。
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是加强案件质量的基础。要在抓好各项审判工作的同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通过不断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来促进办案质量的稳步提升。一是创办各种载体，营造学习平台。二是强化审判技能，增强法官对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适应能力。三是积极鼓励和支持干警更新、优化知识结构。四是找准案件质量保障的突破口。把保障案件质量的突破口始终放在做好调解工作上，在调解工作中把握好三个切入点：案件争议的焦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点和法理与情理的交融点。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案件质量管理依据
完备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是加强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可靠保障。坚持以制度严明审判纪律，以制度确保司法公正，以制度推进案件质量管理，以制度落实责任追究，把庭室考核与个人考核相结合，把全院的案件质量工作任务细化、量化，科学分解目标责任，形成上下协作、环环相扣、层次清晰、系统性强的全方位质量管理网络。
四、强化评查手段，确保案件质量稳步提升
科学的案件评查是加强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严把案件质量评查关，不断改进和完善评查机制，可以使案件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一是评查范围全面化。过去，评查案件往往仅抽查部分案件，重点评查发回重审、重大改判案件。今后要将所有案件纳入了评查范围，将案件评查比例由以往的部分审查改为全部审查，做到不遗漏一案。审判内容不仅包括案件的程序和实体，还包括庭审质量、裁判文书制作质量以及案卷装订等方面的情况。
二是评查责任具体化。根据案卷审查中发现问题的大小，具体案件责任落实到相关责任人（审判员、执行员、书记员等），案件责任对象具体化。
三是评查结果公开化。质量评查的目的不仅是发现案件存在的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预防同样的质量问题再次出现。评查后将评查结果进行公开，以求案件承办人和全体法官能正视存在的质量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案件质量。
四是案件评查日常化。案件评查要有专职机构，根据审判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开展案件评查，做到案结即评查，使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实现日常化，从而提高了案件评查工作的质量、从而推动案件质量的提升。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吴莹]
浅谈举证责任倒置

郭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实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


北安法院 郭辉